撰文|成野

　　日本人對于中國書畫的喜愛與收藏從未中斷過，而中國書畫集中東渡的大潮，當以20世紀的前30年為最。無論是明治維新后急速變革帶來的蒸蒸日上的國力，與隨之而生的富裕新貴階層的雄厚財力，還是日本對外擴張的實際進程與中國的國力衰微、文物流失等客觀條件；或是內(nèi)因上的，對中國文化長久以來的親近與喜好，以及西方歷史觀的影響下逐步建構(gòu)中的中國繪畫史觀念與相應(yīng)研究，都在其時的日本藏家中，興起了中國書畫搜集、研究的熱潮，并形成了相當令人矚目的收藏體系。本季中，三件重要作品將回歸于我們的視野，包括朱耷晚年寫贈友人的《柱石圖》、曾著錄出版三十余次、可稱“名件”的倪瓚《西林禪室圖》以及張大千曾對臨的石濤《山水花卉冊》。它們都曾東渡并庋藏于重量級的私人收藏之中。文物流失本是吾國之痛，但這些藏品經(jīng)過近一個世紀的珍護，完好地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亦是當世之幸。

石川舜臺舊藏朱耷《柱石圖》

朱耷(1626-1705)

柱石圖

水墨綾本 立軸

Zhu Da

Rock

Hanging scroll; ink on satin

162×48 cm

鈐?。狐S竹園、八大山人、蒍艾

鑒藏?。?節(jié)堂收藏之記、愉翁審定圖書

說明：是件經(jīng)京都東本愿寺長老石川舜臺鑒藏。石川舜臺（1842-1931），字敬輔，號節(jié)堂。曾藏《賀知章孝經(jīng)》（后歸日本皇室所有），亦曾藏半卷懷素《自敘帖》。

 

　　此圖從款字與畫法看，已是八大山人晚年之作，圖中畫一石從右下向上斜出，雄勁軒昂，傲然獨立。骨線渾圓，剛韌兼濟，稍作皴擦，即以側(cè)筆斜點，枯枯濕濕，密密疏疏，于是陰陽向背，氣勢盡出?？钜宰瓡爸倍譃轭}，當有一定寓意?；蛸R勛翁之前途，或賀勛翁之得子，雖非可確知，然如此命題在八大畫中則絕少。又此幅為綾本，亦是畫中少有者，識者不可忽也。

　　此作曾為日本真宗大谷派僧人石川舜臺舊藏。因宗教團體強大的滲透與隱秘性，屢屢成對外擴張的先行者。而日本真宗大谷派前往中國的初衷并非如此，明治維新帶來的日本社會的全盤西化，以及與此伴隨的西方宗教在日本的盛行，以致“廢佛毀釋”，讓真宗大谷派僧人小栗棲香頂（1831-1905），痛心不已，疾呼組成中日護法同盟。明治6年經(jīng)上海到北京的小栗棲在《呈龍泉寺大和尚書》中說：“方今，西洋耶穌教波及日本，大天主堂各處巍然.......香頂踏海而來，欲訪大師請問護法策”。后小栗棲患病回日，結(jié)盟未成。但三年后，真宗大谷派上海別院建立。

　　明治10年（1877），本山發(fā)布外國布教事務(wù)掛陣容，掛長由支持布教的石川舜臺擔任。石川舜臺（1842-1931），字節(jié)堂，故是件有鑒藏印“節(jié)堂收藏之記”、“愉翁審定圖書”，題盒款署“節(jié)堂迂人”。石川舜臺為東本愿寺長老，明治初年曾隨真宗大谷派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瑩赴中國。甲午日本戰(zhàn)勝后，外國布教事務(wù)已帶有鮮明的國家主義傾向，大權(quán)在握的石川舜臺伺機推行他的傳教計劃，中國傳教以前所未有之勢得到發(fā)展。其中歷經(jīng) 1904 年日俄戰(zhàn)爭，一直發(fā)展到 20 年代。此階段逐漸失去了中日佛教相互提攜的初衷。布道自“護法”漸變?yōu)椤白o國”，石川舜臺為重要踐行者。或因其職務(wù)之便利，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他收藏了不少的重要的書畫作品，如半卷懷素《自敘帖》，以及《賀知章孝經(jīng)》（后歸日本皇室所有）。

 

圖為東本愿寺上海別院。（圖片來自互聯(lián)網(wǎng)。）

 

　　日本僧侶對中國書畫的熱愛，由來已久，古渡（kowatari，12-14世紀）時期達到高峰，一直延續(xù)到近代。令人不解的是，這種對東方意境的追崇，和其時“脫亞”之訴求，以及水墨中張揚且靜謐的個體趣味，與其時正不斷靠攏的國家主義，實質(zhì)上都是矛盾的。當石川舜臺見到朱耷《柱石圖》，打動他的或許是如偈語般的佛教旨趣，或是此中肅穆與堅定的力量，這可能與他自詡堅如磐石的布教之心兩相呼應(yīng)。他不但鈐蓋了兩方鑒藏印，并親題木盒，以“奇趣橫逸”形容作品中朱耷的筆墨，可見他對中國書畫的了解。而從“唐畫第五十六號”這個標簽，亦可知其收藏中國書畫的體量。

 

山本悌二郞舊藏倪瓚《西林禪室圖》

倪瓚(1301-1374)

西林禪室圖

水墨紙本 立軸

Ni Zan

Meditation Room

Hanging scroll; ink on paper

畫：39.5×50 cm?跋1：37.3×49.5 cm?跋2：26.5×49.5 cm

鑒藏?。豪顟?yīng)禎印、小華陽□經(jīng)秋、石居曾賞、子唯審定、敬宗、伯未兄弟審定

說明：1.上款人“惟寅”或為倪瓚的詩友、畫友陳汝秩。陳汝秩（1329-1385），字惟寅，號秋水，臨江人，隨父移居吳中。善詩文書畫，富收藏。

2.另附一軸張祖翼長子張延厚（1871-？）、無錫華曰曾（1878-？）跋文。

3.此幅民國時有珂羅版刊行，其上鈐有“故宮博物院版權(quán)記”印。

出版：1.《支那の繪畫》，伊勢專一郎著，圖二九，內(nèi)外出版株式會社，1922年。

2.《座右室》，志賀直哉編，（日本）大塚巧藝社，1926年。

3.《南宗衣缽》第四集，（日本）博文堂，1927年。

4.《日曜畫報》第60期，1929年。

5.《唐宋元明名畫大觀》，第180頁，山本悌二郎君藏，（日本）大塚巧藝社，1929年。

6.《東洋畫》，金原省吾著，第83頁，（日本）春秋社，1929年。

7.《支那古名畫》，圖178，（日本）大塚巧藝社，1929年。

8.《新編美術(shù)選集》，第4頁，靜岡教育研究所，1931年。

9.《支那名畫寶鑒》，原田謹次郎，第353頁，（日本）大塚巧藝社，1936年。

10.《中國繪畫史》（下冊），俞劍華著，第三十二圖，商務(wù)印書館，1937年初版，1954、1955重版。

11.《宋元明清書畫名賢詳傳》（第一卷）山本悌二郎、紀成虎一著，第27頁，（日本）思文閣，1937年。

12.《支那繪畫史》，金原省吾著，第361頁，（日本）古今書院，1938年。

13.《支那古美術(shù)聚英》，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編纂，圖二九，長尾欽彌氏藏，（日本）株式會社便利堂，1939年。

14.《東洋美術(shù)文庫·倪云林》，堂谷憲勇著，第十五圖，（日本）有信書房，1941年。

15.《支那名畫鑒賞》，佐藤良著，（日本）帝國教育會出版社，1941年。

16.《支那繪畫史研究》，下店靜市著，圖86，（日本）富山房刊行，1943年。

17.《宋元以來名畫小集》，田中乾郎編，第12頁，（日本）株式會社文求堂，1947年。

18.《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元畫》，鄭振鐸編，第101頁。

19.《中國畫家叢書.倪云林》，鄭秉珊著，圖九，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58年。

20.《大風(fēng)堂長物.宋元以來名畫集》，張大千著，圖一一，中華書局，1976年。

21.《中國繪畫史》，俞昆著，第四十一圖，（臺灣）華正書局，1984年。

22. 《古今百家國畫名作欣賞》，第138-139頁，學(xué)林出版社，2000年版。

23.《中國畫技法》（第二冊山水），白雪石著，第133頁，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2年版。

24.《中國歷代畫目大典》（遼至元代卷），周積寅、王鳳珠編著，第447頁，江蘇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2年。

25.《中國名畫遺珍》，第101頁，天津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5年版。

著錄：1.《澄懷堂書畫目錄》（卷二），山本悌二郎著，第41-43頁，（日本）文求堂，1932年。

2.容庚《倪瓚畫之著錄及其偽作》，《嶺南學(xué)報》（第八卷第二期），1944年。

3.《日本現(xiàn)在中國名畫目錄》，第94頁，臨川書店，1975年。

4.王伯敏《倪瓚山水畫的空疏美》，《新美術(shù)》（總第59期），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1994年。

5.《鄧以蟄先生全集》，第334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倪瓚研究》（朵云軒62集），第115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年。

7.《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卷四-卷六），上海文藝出版社。

 

　　到 20 世紀初，隨著兩國政治、經(jīng)濟形勢的改變，日本入藏中國書畫的狀況和收藏群體，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時清王朝暮氣沉沉，辛亥革命后，陷入漫長的軍閥混戰(zhàn)，而日本國內(nèi)則是大正時期（1912-1926），國家逐步富裕，以實業(yè)家、銀行家為代表的新貴階層對收藏有巨大需求。這一浪潮的另一推動力來自于當時中日學(xué)者之間更為密切的交流，尤其稱之為“前藝術(shù)史家”(proto-art-historians)的那些人，他們在中國繪畫史的建構(gòu)方面作出了初步嘗試。1920年代中國出版的中國美術(shù)史受惠于日本學(xué)者的早期研究之處頗多，同時還通過日本間接地接受西方歷史發(fā)展觀的影響。在日本，對這些新的歷史論著以及對此前所有相關(guān)知識的講演、期刊的學(xué)習(xí)理解，使得貲力雄厚的日本藏家開始認識到，原來自己的中國畫藏品存在著巨大的空白（見《高居翰：中國與日本在收藏上的異同》）。在內(nèi)部的推動力，與對外擴張的實際進程，以及扶植偽滿洲國等客觀條件下，日本藏家以雄厚的資本大肆收購中國文物，并請當時的漢學(xué)研究專家，如內(nèi)藤湖南、長尾雨山以及旅居日本的羅振玉等充當顧問與中介，興起了中國書畫搜集、研究的熱潮（見馮朝輝《中日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國書畫文物收藏》）。其中比較有名氣的收藏家有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原田悟朗、住友寬一、黑川幸七、藤井善助、橋本末吉、小川為次郎、菊池惺堂、須磨彌吉郎、林宗毅、矢代幸雄岡村商石、池部政次等，以及本季倪瓚《西林禪室圖》舊藏者山本悌二郞，石濤《山水花卉冊》的舊藏者高島菊次郎。

　　倪瓚《西林禪室圖》，水墨紙本，繪茂林修竹，茅屋數(shù)間，高人閑坐其中。題曰：“惟寅徵君命寫西林禪室。倪瓚?！蔽┮鸀殡?yún)林友人，性情相投，故雲(yún)林多有書畫寫贈。張延厚(1871一?)于題跋寫道：“（惟寅）蘇門高士，畫著色山水，力追二李。洪武初用人才，徵以母老力辭，其性情與云林有針芥之合。宜云林作畫一筆不懈如此?！?/P>

　　《西林禪室圖》是流傳極廣泛、認知度很高的一件作品。至今可見鈐有“故宮博物院版權(quán)記”的民國珂羅版。此作出版著錄逾30次，上世紀20年代，就曾多次出現(xiàn)在研究中國美術(shù)的書籍當中如《支那の繪畫》、《座右室》、《南宗衣缽》、《唐宋元明名畫大觀》，后又見于《中國繪畫史》（俞劍華及俞昆版）、《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畫家叢書》、《中國歷代畫目大典》等重要出版物中。

　　上世紀20年代，當此作以照片和珂羅版的形式為中國鑒藏家們所初見的時候，它已入藏于日本重要的收藏家山本悌二郞的澄懷堂中。如果石川舜臺的收藏只是一個引子，澄懷堂才是大潮的親歷者。山本悌二郎(1870-1937)，為新興實業(yè)家、政治家的代表，號二峰，齋名澄懷堂。曾歴任日本勸業(yè)銀行、臺灣制糖社長、糖業(yè)連合會會長等，后連續(xù)當選眾議院議員，最后更成為了田中義一、犬養(yǎng)毅內(nèi)閣的農(nóng)相。

　　山本氏為重要的中國書畫收藏家，澄懷堂之所以聲名赫赫，首要是因為收藏數(shù)量之巨，質(zhì)量之高。于1931年編成《澄懷堂書畫目錄》 共12卷,內(nèi)收所藏書畫共1776件，上起敦煌石室寫經(jīng)，下迄清末書畫，無不精珍，現(xiàn)藏于他所建澄懷堂美術(shù)館內(nèi)。此外，除卻他自身對中國藝術(shù)的了解之外，在長尾甲的聯(lián)系下，山本與許多中國書畫家與鑒定家友善，吳昌碩曾隔海為山本悌二郎治印、書匾，也為其書畫收藏題跋。其所藏《米芾樂兄帖》的吳昌碩題跋，應(yīng)該就是在此脈絡(luò)下所進行。

 

圖為山本悌二郞。（圖片來自日本國立國會図書館）

 

　　山本悌二郞為戰(zhàn)前中國書畫收藏的代表人物，他有雄厚的財力，在政商及文化界皆有一定地位，他醉心于收藏中國藝術(shù)品，并堅信日本對中國藝術(shù)有天生的了解與親近，以及“善意的出發(fā)點”。山本修之助撰寫的《收藏家山本悌二郎先生》一書中記戰(zhàn)前“其在上海書畫商店打聽到數(shù)包貨物都是打算運往美國的古畫時，便在未查看內(nèi)容的情況下將之全數(shù)買下”。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令中國人痛心的戰(zhàn)前文物流失的情況，日本則有截然不同的聲音，比如內(nèi)藤湖南就曾說“中國在那樣的狀態(tài)下，貴重文物接二連三流出海外，我們得設(shè)法將它們保存在同屬東亞的文化圈，并且是很久以前就有著深厚關(guān)系的日本才是”， 20 世紀初日本紡織業(yè)巨頭阿部房次郎在當時中國舉辦的“天津賑災(zāi)展”上就收購了不少，后來其在所著《爽籟館欣賞》（第一輯）序言中寫到“東亞古美術(shù)中又以中國美術(shù)的成就最高。這樣的中國美術(shù)品在兵亂中散佚毀壞，著實令人難以忍受”（見馮朝輝《中日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國書畫文物收藏》）。雖然這種言論很難被危局中的中國民眾所接受，但確是其時日本收藏界極為主流的聲音。

 

高島菊次郎舊藏石濤《山水花卉冊》

 

石濤(1641-1707年后)

山水花卉冊

水墨紙本、設(shè)色紙本 冊頁（十開）

Shi Tao

Landscape and Figure

Album; ink or ink and colour on paper

32.5×24.5 cm（每幅）

說明：是冊曾經(jīng)清人戴植（培之）及日本著名實業(yè)家、書畫收藏巨擘高島菊次郎收藏。

 

　　繼“澄懷堂”后，高島菊次郎的“槐安居”為收藏界又一巨擘。此季石濤《山水花卉冊》為其舊藏。

　　1928年，張大千于日本京都嵐山見到一本石濤《山水花卉冊》，他應(yīng)該很喜歡這套冊頁，所以臨了其中八開，寄與夫人黃凝素。他的臨本《為黃凝素作山水花卉集錦》，曾于2010年，在中國嘉德秋季拍賣會中以逾900萬人民幣的價格拍出。（參考圖）

　　而今季，我們有幸見到其時大千所對臨的原件：石濤《山水花卉冊》，紙本，作山水人物、花卉各五開。其中三開淺絳山水高士漁人或策杖行吟、或閑坐舟中、或清溪垂釣，“流水寒云冷”一開以局部的色彩渲染，調(diào)度夕陽斜照漁人晚歸的氛圍，荒率蒼茫之余，又得見安祥靜謐的意境。另有墨筆一開截取孤峰，款署“大滌山人”。從此冊署款和所繪客體來看，應(yīng)作于1692年自北京回揚州之后。冊中五開花卉多以沒骨為之。畫中題識書法包括隸、篆、行草、小楷等，且題字位置根據(jù)畫面調(diào)整變化，每見匠心。

　　兩相對照，大千臨本僅構(gòu)圖略作變更，但畫面內(nèi)容和細節(jié)處理都極似，只是細膩處多見大千柔媚豐腴，而逸筆處石濤的蒼勁老辣則立顯。如此細致的臨摹，又千里寄予愛妻，可知大千對此冊的認同與喜愛。

　　石濤《山水花卉冊》曾經(jīng)戴植（清道光間，19世紀）遞藏，字培之，號芝農(nóng)，一號成芬，別署誠庵、芝道人、聽驪館主人、培萬樓主人、翰墨軒主人等，江蘇丹徒人。其“翰墨軒”、“心太平軒”、“培萬樓”收藏書畫和古籍，稱極一時。其所藏書畫后來大都歸于上海博物館。

　　此作后由日本著名實業(yè)家及書畫收藏巨擘高島菊次郎收藏。高島（1875-1969），福岡縣人。1900年畢業(yè)于東京高等商業(yè)學(xué)校，先后入職大阪商船、三井物產(chǎn)等公司，期間多次被派駐香港、臺灣、大連等地；1912年，入王子制紙公司；1939年升任社長，同時擔任工商界多所公司代表人。各地輾轉(zhuǎn)的工作經(jīng)歷，讓他通曉中文。1942年末辭社長職，赴滬任華中振興會社總裁。華中振興會名為公司，實際卻是日本政府在上海的代理機關(guān)，緊扼經(jīng)濟實業(yè)命脈，保證一切都符合日本統(tǒng)治的國策。高島位高權(quán)重，他的公館里總有中日兩國軍政商界的要人出入，除了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政要，還有文化界的書畫家。

 

圖為高島菊次郎（圖片來自與東京國立博物館）

 

　　高島嗜收藏，自1922年起搜求，1936年和1937年是他購入藏品的高峰時期，當時也正值其事業(yè)巔峰，他為自己的藏品室取名“槐安居”，也是為了紀念“制紙王”的人生經(jīng)歷。高島的收藏和當時社會潮流緊密相關(guān)。大正初年至昭和的短暫時期，是辛亥革命后中國處于社會動蕩的時期，日本在中國東北扶立偽滿洲國，促使大量中國珍寶通過關(guān)東軍之手流入日本的古董市場，高島便有更多購入中國書畫的機會。1965年，高島將所藏的中國書畫、碑帖等277件文物捐贈東京國立博物館。后來，其夫人、兒子陸續(xù)捐贈了68件。如著名的朱熹《草書尺牘》卷、趙孟頫《蘭亭序十三跋》、鮮于樞《十詩五札》卷。

 

參考圖：張大千《為黃凝素作山水花卉集錦》，1928年作。（2010年嘉德秋拍Lot1178，9,296,000人命幣成交）

 

　　若張大千所記無誤，此冊1928年前已在日本，或為高島早歲搜求，或此冊其時藏于京都其他藏家之手，特請大千掌眼。此中因緣不可盡知。大千于石濤用力極深，所摹甚眾，而臨本與摹本，皆可完整得見，遞藏與線索又都如此清晰，市場著實罕見。自原件到臨本，“一碧嵐光”一開中嶙峋孤傲的舟中老者，變作了大千筆下圓潤閑適的樣貌，蓋年歲心境不同之故。如此，又多了筆墨之外的趣味。

　　自明治維新之后，隨著中國書畫大批涌入日本，形成了廣泛的中國書畫收藏群體與極具規(guī)模的中國書畫體系。從石川舜臺、山本悌二郞到高島菊次郎，他們代表的是僧侶、實業(yè)家、與軍政界聯(lián)系更緊密的新貴階層。當然，不管是否存在“保存在同屬東亞的文化圈”的初衷，或是現(xiàn)實的“文物經(jīng)偽滿通過關(guān)東軍流入日本古董市場”這一無法遮掩的路徑，文物大量流失的實際情形，對于國人而言必然是剜心之痛。而無論如何，這些作品經(jīng)歷近一個世紀的珍護，完好地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亦是當世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