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先行

　　今年中國嘉德秋拍竟然征集到沉晦已久的黃丕烈題跋宋刻宋拓本，令人驚嘆不已，欣喜無似！曩昔人們以為該本早已亡佚，拓本面貌難以追蹤。如今拓本與黃跋之真面赫然出現，則有關該書的版本問題當可迎刃而解。

　　This book mainly compiles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wares of Qin and Han Dynasty, also it gets involved jad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Map by Lv Dalin and Antique-and-curio Map by Wang Fu, the editor collected various materials and obtained inscriptions from over 500 bronze wares, with over 10,000 characters. Sufficient materials plus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make this book exceed the achievements of Xiaotang Jigulu of Wang Qiu and Inscriptions on Bronze Wares of Wang Houzhi. It is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ol of compiling, researching and explaining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wares of epigraphy in Song Dynasty.

（宋）薛尚功 編  黃丕烈 舊藏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宋刻宋拓本

1箱6冊附啟功舊藏石印本1冊  紙本

EDITTED BY XUE SHANGGONG, FORMER COLLECTION OF HUANG PILIE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WARES BEFORE SONG DYNASTY

Engraved and Rubbed in Song Dynasty

6 Volumes with 1 Volume  Paper

29.7×4.5cm.115/8×53/4in.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宋薛尚功撰。尚功字用敏，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詳，紹興間曾任通直郎簽書定江軍節(jié)度判官聽事，地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其他事跡無考。

　　此書以輯錄三代秦漢鐘鼎銘文為專門，旁及玉器、石刻文字，在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博古圖》基礎之上，廣搜博采，凡得銘文五百余器，字數逾萬，收錄既富，摹寫及釋文考證亦頗精詳，成就超邁王俅《嘯堂集古錄》、王厚之《鐘鼎款識》，堪稱宋代金石學中輯錄考釋鐘鼎文字一派的代表作。

　　該書發(fā)表于紹興十四年（1144），乃江州石刻本。處于雕版印刷的興盛時代，不付諸棗梨而鐫刻于石，可窺尚功標榜此書欲以垂范后世之用意。惜乎刻石“元以后久佚，舊拓亦絕不易觀”（孫詒讓《籀庼述林》卷六《薛尚功鐘鼎款識跋》）。居今之世，人們僅知臺灣中研院史語所、上海圖書館等處藏有石刻拓本殘葉若干，而整體研究主要依據明清刻本與抄本，于是有關版本問題隨之生發(fā)，如石本之卷數究竟幾何，石本有無元代翻刻；薛氏手書本（實即稿本，姑且以朱謀垔刻本序文所稱名之）是否曾經流傳，石本與手書本及朱謀垔、劉氏玉海堂刻本等孰優(yōu)孰劣；凡此種種，仁者智者，意見相左。不意今年北京嘉德公司秋拍，竟然征集到沉晦已久的黃丕烈題跋宋刻宋拓本，令人驚嘆不已，欣喜無似！曩昔人們以為該本早已亡佚，拓本面貌難以追蹤；雖然繆荃孫稱曾據該本校核清康熙陸友桐臨寫汲古閣抄本（見民國古書流通處影印本），但黃丕烈的這篇題跋卻不見繆氏所輯《蕘圃藏書題識》著錄（僅有嘉慶十八年黃氏題康熙九年黃公禾手抄本跋文數則，今藏臺灣“國家圖書館”），不免令人生疑。如今拓本與黃跋之真面赫然出現，則有關該書的版本問題當可迎刃而解。

　　該拓本存六冊，每冊二卷，各卷之卷第業(yè)經用墨涂抹，黃丕烈據后來木刻本、傳抄本考其存缺，并在第六冊卷二十之后朱筆題曰：

　　“宋石刻江州公庫本《鐘鼎彝器款識帖》，存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殘帙六冊。相傳為常熟歸氏物也，五柳居偶得之而售于余。明時兩刻、近時重刊皆未溯源石刻，余故珍重獲之。此誠希世之寶，豈可以殘帙忽視乎？壬申除夕前六日，復翁。”（下鈐“黃丕烈印”白文方印。）

　　按常熟歸氏即歸朝煦（1737-1810），字升旭，號梅圃，以監(jiān)生捐納，官至山東運河道，事跡具光緒《京兆歸氏世譜》。其舊藏此宋拓本，孫星衍也曾見過（見劉氏玉海堂本所刻孫跋）。五柳居即蘇州名賈陶珠琳所開書鋪。珠琳字蘊輝，號五柳，陶正祥之子，黃丕烈之書友，常相與商榷版本。

　　該宋拓本雖存十二卷而缺卷一至六、十七至十八凡八卷，但于卷二十末，有鐫刻畢工之后，主持與監(jiān)督刻石之官員孫玲、朱衎、薛尚功、潘良能、孫畯、林師說等將石片送交江州公使庫之題記，連人名共十行。該題記不見于明清刻本、抄本，十分重要。其文曰：“江州公使庫：今鐫造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計石二十四片。右具如前。紹興十四年六月  日。”以下接刻孫玲等六人官銜姓名，薛尚功銜題“通直郎簽書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提舉”。

　　之前，由于宋元各家著錄皆未詳錄該石本題記，又因明代以來學者幾乎都未見拓本全貌，不知原委，故對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元代吾衍《學古編》著錄此書卷數不一之現象（晁氏《讀書志》作二十卷，陳氏《書錄解題》、吾氏《學古編》作十卷），《四庫》館臣揣度“當時原有二本”；段玉裁則認為，言十卷者，所見乃業(yè)經改倂之市本而“未見九江府庫真本”（見《經韻樓集》卷七）；今人或以為宋代江州石刻本為十卷，二十卷本乃元代據薛氏手書本翻刻者?，F在看來，題記明言二十卷；各卷卷端皆題“錢唐薛尚功編次并釋音”，如果是元代翻刻，當刊刻作者朝代；過去由中研院史語所、上海圖書館之殘本而知該石本“敬”字缺筆避宋諱，現據黃跋本更知“弘”、“殷”等字亦避諱，足為宋刻之證據，故江州石本確為二十卷無疑。愚以為，陳、吾二氏著錄為十卷者，從這部黃跋原石拓本每兩卷裝為一冊分析，疑該石本宋拓裝池皆如是，陳、吾二氏或誤冊為卷也未可知。至于吾氏《學古編》又有“蜀中亦有翻刻者，字加肥”之說，因無實物流傳，也不見其他文獻記載，難知真?zhèn)?，姑且存疑?/P>

　　值得關注的是，黃丕烈跋稱“明時兩刻、近時重刊皆未溯源石刻”，即石本與明清刻本分屬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tǒng)。這是他?？泵魅f歷萬岳山人刻本（俗稱“硃印本”）、崇禎朱謀垔刻本及清代阮元刻本之后得出的結論，除文字異同者外，明清刻本未刊刻石本之題記乃區(qū)分不同版本系統(tǒng)的重要標志。由于朱謀垔本明言據薛氏手書本刊刻，且在卷之首尾依手書本原貌分鐫楊伯喦、周密、趙孟頫、斡玉倫徒、柯九思、周伯溫、泰不華、王行等宋元諸家題跋、觀款，與明代朱存理《鐵網珊瑚·薛尚功摹鐘鼎彝器款識真跡二十卷》著錄者基本相符（文字稍有出入，尤其是斡玉倫徒跋云“乃知金石刻僅得其半”句，朱本“金”作“今”，與清雍正間年希堯刻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不同，一字之改，歧義遂出。又，朱本無張雨題跋），使人難以否定手書本的存在。但因該本于清代中期不知所蹤，在不見原物的前提下，人們當然也可以懷疑所謂薛氏手書本或許是別人傳抄，宋元人之題識也可能是他人過錄。雖然，該本確實是明清刻本乃至眾多抄本之祖本，則毋庸置疑。然而，即便朱謀垔所據之底本果真是薛氏手書本，從版本學角度而言，它只是該書形成過程中的一部重要的、具有?？眱r值的稿本，但并不是該書的最終定本，不能簡單認為薛氏手書本優(yōu)于石本；更不能在手書本失傳的情況下，像有的學者那樣盲目認為朱謀垔本及清光緒劉氏玉海堂本（據嘉慶間孫氏平津館摹寫薛氏手書本影刻）最為接近薛氏手書本而勝過石本。這是因為，由于這部黃跋宋刻宋拓本的出現，使我們了解到比宋曾宏父《石刻鋪敘》僅言“郡守林師說為鐫置公庫”更多、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當年鐫刻之時薛尚功本人在場，是當事人！他既然持學自重而付諸刻石，難道會容忍因鐫刻產生訛謬而使原本面貌失真嗎？相反，他面臨付石之時對原稿作最后的校改卻是完全有可能發(fā)生的事情。何況，這是一部純學術著作，無關政治人事，沒有必要在付刻時隱去什么，不存在手寫本（稿本）別具文本特殊性的意義。因此可以作出判斷，只有石本才是該書最終的定本，最為可靠。

　　反觀薛氏手書本系統(tǒng)，歷經輾轉傳抄翻刻，訛誤叢生，原本面目混淆不清，哪怕阮元等人再下校勘功夫，因先天不足，終究無濟于事。即如被有的學者贊譽為“下真跡一等”的朱本與劉本，也同樣存在問題。按理說，它們直接出自薛氏手書本，書名當無“法帖”二字，卻兩本皆有。而兩本彼此相較，款識摹寫既異，行款也不相同，甚至尚功題跋文字亦互有錯訛。如開卷夏器“琱戈”、“鉤帶”二目，前者尚功有云，“庾肩吾《書品》論曰：蚊腳旁舒，鵠首仰立，正此書也”，劉本誤“蚊”作“蛟”；后者尚功曰“右《鉤帶銘》三十五字”，劉本作“三十三字”，朱本誤。朱、劉兩本已如此，其他本子面貌若何則不言而喻也。

　　由此可見，欲還薛書舊觀，端賴宋刻石本。而在此之前，中研院史語所藏本僅殘存第十三、十四兩卷共十九葉；上海圖書館藏本（曾經葉志詵、吳大徵、吳湖帆等遞藏）殘存二十八

　　葉，計第十四卷十五葉、第十七卷一葉、第十八卷九葉、第二十卷三葉，雖吉光片羽猶可珍視，畢竟不敷全書?？敝?。如今黃跋本之出現，存卷過全書之半，尤其卷二十之題記完好無損，加之他處殘葉，除前六卷之外，薛書面貌約略可見矣。

黃丕烈、葉志詵跋

　　此本在黃丕烈之后入汪士鐘藝蕓書舍，再后為《南村帖考》作者程文榮所得，曾經朱善旗、葉志詵借觀。其各卷之卷第用墨涂抹，當系明人所為，與上圖所藏宋刻《金石錄》十卷殘本經剜改而冒充足本之意相類似。由于流傳日趨稀見，明代中后期宋本已成為珍貴文物，人們爭相收藏，市場作偽之品遂應時而生。其作偽之法主要有二，一是以明覆宋刻本冒充宋本，一是以殘充全。此本雖經涂抹，恰可證明該石刻拓本在明代已極為難得，對識者如黃丕烈而言，不害其為稀世之寶也。

　　還要指出，薛尚功此書所收錄的器物出土于宋代或以前，經千百年之斗轉星移，大都泯滅不存；而其所據之書也多亡佚（詳見徐中舒《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本再跋》，民國廿一年中研院史語所影印本），即使如《考古圖》《博古圖》等尚存于世，也因宋本失傳，明清翻刻之本難存原貌。因此，這部黃跋宋刻宋拓本的文物與文獻價值之高，怎么評價也不為過。想當年徐中舒、容庚、吳湖帆諸前輩經眼或收藏石本殘葉已嘆為珍貴無比，倘若今天他們在九原之下獲知黃跋十二卷本尚安然存世，其激動之情又當如何耶！